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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2013/02/28 信報 《商管啟示》

筆者 : 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主任  區玉輝

 

 
 
一個月前本欄〈動態跟蹤中國新生創業家〉擇錄了中國新生創業活動動態跟蹤調研(CPSED)報告,概括了研究的發現及重要性。本文則介紹兩篇針對專門課題的論文研究,一篇探討創業所花時間及行動速度的重要性,另一篇則檢驗商業計劃對創業成效的影響。
 
行動速度主宰創業成敗
 
創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絕非一蹴而就,必須配合外在氛圍、商業機會、創業團隊,不斷策劃、執行和修正,才有成果。本研究將創業過程歸納為十四項活動,如組建創業團隊、整合資源、營銷推廣和公司註冊等。一般而言,他們會先預測風險,搜集市場和顧客訊息等外部分析,然後購買原材料、租賃和購置資產等內部組建,進而拓展市場、保護知識產權及尋求支持。
 
新創企業開業的行動速度,指的是創業者在一定時間內完成創業活動︰數目愈多,行動愈快。外國研究發現,行動愈快,對創業愈有利。支持此論者認為,對新創企業而言,高速變化的環境、市場、科技和競爭者行動下,團隊必須盡快適應,提高警覺,見招拆招,才能捕捉轉瞬即逝的機會。
 
另一方面,相反的論點則提出「速度陷阱」的觀念,如果持續高強度地快速學習,團隊的精神體力及適應能力都會被拖垮。況且,市場運作及科研應用有「滯後性」,新產品、服務及價格變動未必會即時顯現,讓創業團隊正確了解因果關係。過於着重高速學習及適應或令團隊偏重事物表徵,理解片面,導致錯判。「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高速行動是成功關鍵,亦是失敗癥結。
 
利用CPSED 的數據,我們測試了速度與成效的「倒U 關係」是否成立,結果顯示積極籌備創業活動的人是最快創建新企業的創業者;不過,若速度過快,嘗試以少於半年時間完成一項創業活動,欲速則不達,成功率反而會不斷下滑。
 
再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這個「倒U 關係」對高科技及在環境高速變化的創業較不顯著,因為高科技及高變化環境需要創業者盡快學習及回應,執行速度尤其重要,說明不同環境對創業者執行速度有不同要求。這給予想創業的實踐者重要啟示──創業是需要積極投入和快速行動的過程,但要因地制宜,適可而止。
 
商業計劃助長企業發展
 
商業計劃在創業過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凡課堂、訓練、創投、比賽等都離不開一紙計劃書。然而,以學術角度探討中國商業計劃發展可謂付之闕如,外國文獻認為商業計劃能促進創業成功,但亦須觀乎各項因素,不能一概而論。
 
我們做了堪稱中國第一個檢測商業計劃成效的研究。研究先把商業計劃分為「正式」及「非正式」兩類,再了解中國獨特的環境因素──階級──如何調整商業計劃對創業成效的影響。正式計劃若能符合外界期望,受到認可,有利於向投資者及供應商等爭取資源。非正式商業計劃則冀能在混沌、模糊的創業環境下促進團隊學習,提升執行效率,功能傾向於內部。
 
結果顯示,正式及非正式商業計劃都會協助企業家在中國成功創業,令新創企業快速獲利。不過,有較高社會階級的創業者,因其社會地位、資源及知識的相對優勢,其擬定的正式計劃,會較容易獲得認可及支持。相反,他們若擬定非成式創業計劃,則不會顯著地提升團隊加強執行的能力。換言之,不同社會階層的企業家擬定商業計劃,影響創業成效的程度亦不盡相同。
 
綜觀CPSED 研究結果,新生企業者面對艱巨挑戰,需要創業指導及具相近工作背景的私營企業人員或個體經營者的幫助,並需要學院、非牟利機構和業界能借助其社會網絡和資源,組織具資格的創業家、專業人士和學者提供創業諮詢或創業孵化計劃。
 
最後,筆者謹此希望中國新生創業活動動態跟蹤調研(CPSED)報告,能為政府和企業提供一手資料及分析了解新生創業活動的情況,並探討創業機理與成長模式,提供創業教育活動和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此外,冀能拋磚引玉,給學界進行相關研究和教學,以學術促進國內新生創業家的成長。

 

 

上星期香港當代文化中心主辦的「MaD創不同」(Make A Difference),是我第三次有幸參與這個每年一次的青年活動。開幕那四位嘉賓的演講及演出發人深省,緊扣大會主題視野(vision)、綜合(together)、觸動(touch)、覺和學(listen-learn),引領參加者思考如何成為世界公民。

 
圖:Mad2013 讓教育和商業創新改變香港
 
知識力量
 
去年 ,我參與了「MaD創不同」的「無聲中對話」(Dialogue in Silence)。今年,大木洵人先生介紹,他在日本如何借助科技教育聽障人士。社會學的訓練,教我了解日常生活中的溝通除了語言文字外,人的肢體、手勢和面部表情佔比甚高。儘管我們經常使用肢體語言,但往往忘記了它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去年那個無聲中的互動,給了我一個生動的學習體驗,今年大木先生講及聽障人士日常生活的困難。他的示範更提醒了我們改變社會,只要有決心,手法可以很簡單。由於聽障人士得不到主流媒體的資訊、娛樂以至大部社交場合都缺乏應有的協助,例如廣播沒有手語傳譯,旅遊景點沒有手語講解等。大木先生整合了現有的技術、社交網站和社區設施,開創了協助社會小眾的新渠道,為聽障人士提供學習機會、社會新知和娛樂媒介。
 
Philip Zimbardo根據他數十年來研究的社會心理學,談「社會情境」決定了一個人將成為英雄或成為惡魔。Zimbardo教授的經典比喻是:「好的蘋果擺放在爛木桶中是會變壞的」,他一直思考人的心理與周邊環境及社會的關係,並推論社會環境影響人的思想、感覺及行為。在他的新計劃中,他將會探索常人如何成為「日常生活中的英雄」。
 
筆者相信個人成長,除了受大環境影響外,最重要的是個人日常的習慣、對談和互動,即在我們生活的一言一語當中。《The Power of Habit: Why We Do What We Do in Life and Business》一書中,也有詳細介紹當前行為科學和心理學的解釋,個人因處身的社會環境,如何雜染賭癮不能自拔,或因暴飲暴食影響健康。社會科學指出人受那類社會情境影響,分析利弊,讓我們思考如何改變生活,進而更革社會。
 
商業創新
 
Venture Fellows在銅鑼灣浩觀中心(Cocoon)舉行,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家,分享他們的創業故事。有來自香港的消防設備創業者,聯同廣東省消防單位於十多個城市,設立火災定位系統。這設計將加快災區發現和實施救災計劃,以減低火災的破壞和人命財產損失。也有外國的軟件設計師,蒐集網上資源,透過軟件用戶輸入文字轉為有聲影片。這是一個聰明的軟件,將冗長的文字化為聲畫,帶來閱讀新體驗。筆者相信在這套軟件或同類產品,在手提電話上網的急速發展下,未來將會極受歡迎。
 
謝家駒博士多年來致力推廣社會企業,筆者參與了他和他的同事Sunnie分別主持,兩個推廣社企的活動。在謝博士的演講中,反覆提及兩個要點。第一,為什麼社企。他說社企精神就是以社會企業模式和企業精神,來解決當前社會問題,並帶來理想變革。第二,為什麼要找尋榜樣。他提到兩個位名人,Wendy Kopp以尋找平等教育為目標,Muhammad Yunus協助改善弱勢社群生活,謝博士以此奉為圭皋,並積極投身社企推廣。
 
改變社會的方法層出不窮,商家創業帶來新產品和新服務,有志者亦可以社會企業的營運模式,商業創新同時帶來社會效益。近年經濟衰退,部份企業陷入危機,表現大不如前,節約資源、人手和福利。求職者和就業者在職場只能載沉載浮,前景不明朗。因此近年政府和民間提倡創業,以企業精神和商業革新,來改善生活、經濟和社會。同時,在反思資本主義的浪潮下,社會良心或社會企業精神,蔚為成風,成為未來工商發展、社會利益和個人生活平衡的新道路。
 
反思香港
 
嚴長壽先生來自台灣,曾任旅行社和酒店總經理,現為非牟利機構主席。他主張要「為土地種一個未來」,帶領當地藝術家、設計師和音樂家到花東地區,更新日漸破落的鄉村,帶來生氣和人氣。這讓筆者想起台灣曾經流行的歌曲,鄭智化《大國民》反思台灣盲目發展、羅大佑《鹿港小鎮》懷念故鄉,兩首歌關心當前社會發展,反思追求「文明生活」的盲點。
 
當城市不斷發展,我們每天戮力於貿易、基建、交通、填海、上樓,忘記鄉村、沙灘、樹林、動物。我們愈來愈活得「文明」,手機電腦不離身,每天都在密室中呼吸人造的空氣,跟電視和網絡相處的時間比親友都多,為事業打拚而遠離家人。正如嚴長壽先生鼓勵我們要懂得傾聽,才知道人生要努力的方向。到底香港人懂得香港如何定位嗎?我們理解這個「文明發展」正步向的後果嗎?再簡單一點,營營役役的生活讓「你幸福嗎」?
 
感謝「MaD創不同」以四個維度:視、合、觸、覺,讓「創不同者」交流經驗,探索未來,思考香港乃至亞洲。香港在回歸後的經濟動盪時代,渴求新思維、新人才和新方案。改變來自知識和創新,是我們通往美好將來的橋樑。相信從教育和商業創新入手,冀能解決貧富懸殊、人口老化、經濟失衡和社會流動停滯四大問題。不然香港經濟落後形勢,社會各界不思進取,一步一步墜入困局,是我所思所憂。
 

 

刊於2013/01/24 信報 《商管啟示》

筆者 : 中文大學管理系副教授、創業研究中心主任及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  區玉輝

 

 
 
 
創業近年成為各地的熱門話題。
 
衰退中的發展國家及社會期盼新興企業創造職位,發展中國家及轉型中的經濟體系渴求新興公司拓展科學技術,並進而帶來高附加值經濟。
 
在本港及中國已有不少創業研究調查,例如中大創業研究中心所做的「全球創業觀察」(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加深了大眾、學界及政府對創業的認識。不過,此類研究有一定局限——無法以量化方法追蹤及全面了解新生企業的成長過程。
 
偏好成熟市場
 
《中國創業活動透視報告:中國新生創業活動動態跟蹤調研(CPSED )報告(2009-2011年)》是南開大學創業管理研究中心和本中心的合作項目,也是中國第一個追蹤研究,2008 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近百萬人民幣資助,去年底經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
 
調查參照外國創業動態跟蹤研究項目(PSED)的研究模式及方法,並按中國國情設計,針對新生創業者群體,跨越八個城市,歷時三年。研究目標為認識創業過程、了解創業關鍵事件及揭示規律,並開創國內創業動態跟蹤研究之先河。本文將先簡介研究方法及研究對創業活動、要素和環境之洞見。
 
研究於2009至2011年進行,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八個國內城市分層隨機抽樣調查,共識別974 名新生創業者。2009 年曾作三輪探測性調查,以測試及審定問卷內容;並作每年一次共三輪之電話問卷訪問,以隨機撥號接通住宅電話,接觸新生創業者。研究界定「新生創業者」為處於創業階段但尚未成功創辦企業的人士,並訂立三個標準:有創業打算且已開展實際行動、處於創業籌備階段並將擁有新企業股權、創業企業已開業運營但過去一年沒有銷售收入。
 
首輪訪問顯示,新生創業活動普及率(Nascent Entrepreneurship Prevalence)為百分之4.77,在這601 位新生創業者中,男女比例為二比一,逾八成受訪者具工作經驗,擁大專教育程度者約佔三分之二。創業以團隊合作為主,團隊絕大多數為十人以下。
 
從第三輪的43 個新生企業樣本分析發現,他們偏好服務性行業,如批發零售業佔約四成。大部分創業者集中投資成熟市場,僅一成半受訪者發拓新興市場及三成進軍發展中市場。
 
曾接受融資的受訪者當中,近六成表示主要融資渠道為家人、其次為創業團隊和親戚。從銀行、天使投資人(Angel Investor)或風險投資機構獲得資金、間接融資的,僅佔少數。這表明國內創業者仍以熟人為融資重要渠道——向親人借款;邀請朋友、投資機構及創業團隊入股。
 
缺資金政府支持
 
受訪者對創業環境整體評分逐年上升,反映各地區的創業環境在金融海嘯後逐步改善。在他們眼中,獲取原材料、招募高技能員工、爭取分銷商、吸引客戶和跟貼技術變化等越漸困難;而當中最艱難的是獲得風險資本家及銀行幫助,其次是贏得創業必需資本及得到國家和地方政策支持。換言之,國內創業家面臨融資及政府支持之兩大難題。
 
此外,新生創業者最需要的是政策訊息及創業指導。有效樣本中,近七成受訪者表示希望獲得政策訊息。
 
研究同時發現,對他們幫助最大的是具相近工作背景和經歷的私營企業工作者或個體經營人士;惟創業者正正缺乏人脈。此外,創業者除了要支付常額行政費外,還需要額外準備「打點費」,百上加斤。
 
北京、瀋陽、武漢、廣州、西安、天津、杭州、成都這八個城市的創業環境各備特質,廣州較吸引客戶、杭州資本供應佔優、西安技術明顯改善,武漢的創業環境則平穩下降。
 
承接本文簡述創業動態跟蹤研究的研究方法及成果,筆者將另文深入討論該研究中的兩篇論文,總結創業者策劃創業所花時間及行動速度對創業成敗的關鍵性,並探討本研究對社會及政府政策的含意。

刊於2012/11/15 信報 《商管啟示》
筆者 : 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項目總監 孫耀先

 

自從金融海嘯後,歐美訂單驟跌,中國已重新調整經濟發展策略,積極推動內銷,讓中國企業探索創新和建設品牌的路向。「由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的政策口號越唱越熱,變成珠三角產業升級聚焦的地方。

背靠大陸這個龐大的市場,不小資歷較深的香港設計公司——涵蓋平面、建築、室內、新媒體、服裝、產品等領域,早已進軍內地,更多則蠢蠢欲動。比鄰香港,深圳是香港設計師北上的試點。當然也有一些香港設計師遲遲不敢全身進入中國市場,對往內地發展有所保留,因為聽了不少有關中國的負面傳聞,像無償競稿(free pitching)、知識產權不受尊重、拿回扣、走後門、客戶不按合約辦事,並遲遲拖欠費用。其實當中好些問題也不是國內獨有而不會在其他地方發生,只是人在外,恐怕呼救無門。起碼在家出了事,也知道可以採取甚麼行動。

香港優勢漸消退

還有一點使人不安的事實:香港公司的成本優勢不及內地公司。以價格來競爭,香港沒優勢。然而內地和跨國大客戶不在乎花錢多少,只在乎設計公司的名聲和能力。好些國外設計公司能在中國比一般本土公司叫價高出10倍,就是這個原因。

不過曾幾何時,香港設計是中國設計的標竿。靳埭強為中國銀行設計的企業識別系統,至今還讓大家津津樂道!

八十年代,香港設計正處於黃金時代,猛人輩出,而很多重要的平面設計師如石漢瑞、靳埭強、陳幼堅等都正處於設計的高峯。這個時期一直延續到九十年代後期,香港經濟轉型,大型連鎖零售和服務業品牌也逐一建立起來。 

而同一時期內在羅湖城彼岸,國內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充分利用了沿海城市區域所發展出的產業群,輻射到其他地方, 展現出一片景觀。香港的工業從這個時候開始也大舉北移,發展出所謂「前店後廠」的模式。

香港工業界在早幾年前更曾經流行過一個說法:「香港設計,珠三角製造」。

反對者則說:不要再發夢!深圳和上海已被聯合國選為「設計之都」,其他內地一線城市如北京、廣州等,已累積不少本土、海歸、國際的設計力量,二線城市如杭州、天津、成都、武漢、南京、沈陽、重慶、青島更加急速冒起,加上內地推行大力鼓吹自主創新、自主品牌的政策,大香港意識已沒有市場了,不如盡早融入內地,請內地人,接內地客,實行全面本地化,勉強還可以收復一點失地。

不錯,自從中國入世後,對外的窗口已不單是香港了。中國愈來愈多城市對外開放,落戶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外資設計公司,與日俱增。此外,國際著名設計公司如OMA、Fosters + Partners、Gensler、Landor、Continuum、IDEO、Frog Design等,也已在內地各立據點。台灣設計師在內地市場也很活躍,較為人所熟悉的浩漢在上海和廈門早已設有工作室。這些台灣公司不單了解西方的一套,也明瞭中國的文化。

由此可見,外國、台灣和中國頂尖設計公司現在已經和香港設計公司在同一水平上競爭,逐鹿中原。尤其是那些進駐中國的大型外國設計公司,其優勢是有更高的科技和綜合能力,並且具有能夠經營跨地區、跨文化的品牌經驗,以及處理大型項目的組織規模。

可以說:中國設計的未來、文化和創新,香港不再獨領風騷。

其實不少香港創作公司已將深圳作為生產基地,利用低價優勢,服務於香港的本土和跨國客戶。其實將一部分的工序外包給深圳的公司已不足為奇。由於人工和租金相對低廉,香港設計師一方面能設計出好的作品,一方面又能獲得較大的利潤空間。不過問題又來了:香港剛畢業的設計學生如何跟國內的同輩競爭?

2009年6月國務院發表的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也明確提出粵港澳聯手發展服務、金融、貿易、航運、物流、会展、文化和旅游等產業,而十二五更首次把香港和澳門寫進國家未來五年的發展規劃內,希望港澳及珠三角可以再度發揮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先導角色,繼續為中國作出貢獻。

深圳的創意產業是當地的支柱產業,每年產值佔全市GDP的7%,跟香港約5%產值,超出一截,加上聯合國教科文組已將當地名為「設計之都」,大大提升了深圳的創意形象。現刻深圳正加速開發前海區,首要任務就是要吸引一批有國際識見、名氣、經驗、網絡的企業和專業精英前來落戶,發展金融和服務業,增強在國際上的名氣。

前海發展潛能大

不要忘記深圳早已有騰訊、華爲等知名品牌。現在這批深圳要吸納的人才和其所屬機構要在亞洲布局設點,首選新加坡、上海和香港,若要在中國市場搶灘,一線城市中除上海外,還可以考慮北京和廣州。如果從二線城市考慮,選擇更多。不過無可否認,前海對港人來說,有地利之便。在不久的將來,香港人可以早上到前海上班,晚上回到香港的家,八達通和香港車牌到時會適用於兩地,使往返兩地比現在更順暢。

已經北上了的香港設計和創作公司經歷了與大型中外合資企業、民企、國企合作的鍛煉,眼界也開了,可以處理的項目規模、產業類別也闊了。雖然這些北上的香港精英,將會有更大的發展、也會對中國有很大的貢獻,不過香港本土就愈來愈難提供同等的企業規模和學習環境來訓練香港本土的人才。

若果服務業真的步上製造業的後塵而大舉北移,那麼香港將來還留有甚麼優勢可維持自身的吸引力,繼續貢獻中國呢?我們是否應在背向祖國時不忘拓展國際市場?普通話要學好時,英語是否更需要學好?香港的設計公司若能立足本土,揚名海外,便必能獲得中國及踏足內地的跨國企業青睞,否則哪來議價能力。只要看一下國內外著名地標,有多少個不是國際級的設計明星創作呢?這就是全球化。

短短數年間,西九、PMQ、前海等項目會陸續完成,香港的創意族群必定會為自己尋找基地,方便創作和發展業務。究竟香港的設計人才會花落誰家?這應是未來十年、二十年,深港或港深這雙城故事要揭開的答案。

 

刊於2012/10/11 信報 《商管啟示》
筆者 : 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項目總監  蔡明都

 

 

愈來愈多人認為,社會企業是一種解決社會問題的有效途徑,但在香港似乎還未發揮重大影響力。
 
金融海嘯後,不少企業開始明白,以利潤為本的營商哲學不再是持久成功的金科玉律,加上消費者及社會持份者亦期望企業回饋社會,令一眾管理人士及股東察覺到,生意的價值不應只在乎利潤多寡;懂得如何創造以及提升商譽,以致回饋社會,才是企業最應關心的事情。
 
管理層有心有資源
 
中國歷史上不乏關懷老百姓的商人,但這些往往只是商人對社會的慈善行為,因為覺得施捨行善是美德,多做絕對有益, 「發財立品」,此之謂也。進入八十年代後,西方跨國企業在拓展全球市場時引致勞資關係兩極化,勞工權益及環境保護逐漸成為世界議題,企業家開始積極關心社會所需,提倡企業社會責任。
 
所謂社會責任,是指企業營運方式達到或超越道德、法律及公眾標準,進行商業活動時亦會顧及對不同持份者所造成的影響,並符合可持續發展目標,尤其是對社會和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影響考慮。
 
可惜的是,具規模的企業在推動社會責任方案時,多是互相參考業界或競爭對手的策略,主要關注參與人數、傳媒曝光率等表現指標,令人感到與純粹追求公關宣傳效果無異,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這也難怪,企業舵手要善用資源,幾乎將所有商業資源都往可得到財務回報的領域傾斜,以兌現對股東的承諾。負責企業社會責任的部門往往得不到足夠的資源及重視;儘管有無限的熱情,也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發揮,以盡力而為的態度去做事。
 
以大型企業所擁有的資源,其實可以對社會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要改變大企業的思維,則需要推動社會創新。學者Geoff Mulgan早前曾聯同首爾市長朴元淳,出席在香港舉辦的亞洲社會創新網絡(SIXAsia)的開幕禮。兩位都是社會創新的先行者。Geoff 曾在2007 年為斯科爾社會企業研究中心撰寫了一份有關社會創新的報告: 「Social Innovation: What It Is, Why It Matters and How It Can be Accelerated」,文中提出創新最着重的是發掘「可行的新概念」(new ideas that work)。首先,創新不需要全新,能夠巧妙地將不同元素組合成為新的概念、服務或商品就可以。其次,創新要跨越不同領域及機構,產生協同工作的成果。最後,創新者之間要保持密切的關係,每一個創新行為都可能刺激下一個創新概念的誕生。
 
而要持續社會創新,要靠「社會內部創新者」(social intrapreneurs)的推動。所謂「社會內部創新者」,是指那些敢於推動社會及環境保育改革方案的管理層,他們不是企業創辦人,卻是重要決策者。
 
在香港,已有一些企業開展或與學界合作了一些社會創新項目,共同為推動社會創新出力。以香港社會企業挑戰賽為例,從2007 年舉辦至今,得到許多企業、機構協會及政府部門支持,以發展創新社企概念為目標,試圖從年輕一代着手,啟導他們營商與公益可以並存的思維。
 
不過,從比賽產生的會是小而新的社企,需要時間、營商環境及各方資源的配合才能茁壯成長。另一方面,就算是一些得到政府及非政府機構(NGO)資助啟動的社企,無論數量、盈業額、市場佔有率都未能與其他行業相提並論。若要對社會產生更顯著的影響,企業還可積極拓展各種形式的社會創新活動,亦可考慮在自己的營運當中,加入社企營運模式。
 
社企模式貢獻更大
 
個人認為,大型企業要對社會作出更大貢獻,加入社企營運模式是絕對可行的。雖然起初一定會遇到困難,但並非完全不可能。
 
首先,作為老闆及管理階層,要擁有一個敢於改革的決心。因為改變的過程必定有很多障礙,可能會遇上很多不符合營商利益的情況出現。若沒有堅定的決心,遇到這類問題便會為節省成本而忽略社會責任。
 
其次,應在市道平穩時早作籌謀,加入具社會效益的營運策略,到日後市場充滿競爭對手的時候,便能取悅於客戶,取信於公眾,繼而取勝於同業。